由银行现金押运延伸出的现金去留构想

银行现金押运发展史

　　可以说“镖局”是银行现金押运的执行单位，其组织形式主要经历了银行行内“镖局”、银行与地方公安局合作或地方公安局主导的“镖局”以及社会化运营“镖局”三种转变。从整个现金押运的发展进程来看，各自时期的“镖局”给银行带来的效益大致上都呈现先增后减或先增后缓的趋势。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适用于诸如银行现金押运行业的非生态系统，“镖局”的迭代转换充分印证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最原始的现金押运单位由银行内部设立，银行成立各自保安部。1996年初，全国金融会议首次提出组建专业化押钞公司的构想，随后诞生了一批银行与地方公安局合作或公安局主导的股份制“镖局”的先行者，较为知名的押运公司如以17家银行为主、公安局为辅的深圳威豹押运公司，银行不入股、公安局出资组建的上海保安押运公司。随着2010年《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武装押运行业改革启动，地方公安部门不再参与押运公司经营。在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的前提下，武装押运行业对社会开放，转由社会化运营。

各组织形式下银行现金押运特点

　　各家银行单独建立押运部门、押运队伍，所面临的主要两大问题在于成本及安全。成本包含防范成本和风险成本。一是各家银行单独建设银行业务库，因有安全级别要求，建立省级业务库、地市级业务库建设意味高额防范费用。二是防范装备日常维护开支、大量运钞人员薪酬福利支出长期居高不下，占据银行主要开销项目之一。三是缺乏针对押运安全的保险，银行对押运现金负责，没有保险公司开设现金押运类保险，一旦发生现金被劫或现金损毁事件，银行只能自负损失。在面临的安全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防范装备非专业化，所配备的防爆押运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防爆车，只是在关键部位加装防爆玻璃防爆门，诸如GPS定位系统、押运路线校正系统、车载视频和声讯记录系统、远程监控系统等也无从谈起；二是押运人员非专业化，或是银行职员转岗担任，或是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缺乏安全押运防范意识、枪支弹药安全应用和武装格斗技能、突发情况应对能力， “纸老虎”安保人员不在少数。

　　社会化押运自2010年武装押运行业改革以来，逐步打破过往由唯行政主管部门政令指导是从、市场竞争意识薄弱的僵局，为银行带了切实利益。银行与社会化现金押运公司签订委托押运合同，明确银行与押运公司各自职责，最大程度降低或转移了一直困扰着银行的安全风险、现金交接风险、银行业务风险。现金押运业务外包出去后，促进了银行专注核心金融类业务，优化银行人力资源配置。

　　有利必有弊，就目前而言，社会化押运出现的问题到了不得不重视的时候。首先，地方公安部门退出现金押运行业运营的初衷是为了遵循市场经营由市场决定、政企分开原则，但由于金融押运行业的特殊型，社会化运营设定了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公安部门的与现金押运行业的分离并不等于押运行业的完全市场化运营。正是因为该行业准入门槛造成了当前押运行业的垄断，一般只有一家安保公司能和地方国资委组成现金武装押运公司。在现金武装押运垄断公司面前，众多地方银行也只能成为弱势群体。其次，现金押运费用增长过快成为银行不能承受之痛，更有地方的押运费短短时间内翻番。有资料显示，某商业银行2005年5人车组每年押运费26万，2012年费用涨至50万，且支行到市行上解下拨每公里8元，省市间每公里12元，ATM加销另行计算。另外，2005年调拨押运费仅390万，2012年却达到884万，增幅高达126.7%。从这点来看，社会化现金押运运营到现在已经背离了银行当初分离现金押运业务所期待的降本增效初衷。再者，社会化押运服务质量与银行服务需求不匹配。押运公司从运营成本角度出发，并非实行“一行一车”押运模式， 而是“一车一线”押运模式。根据押运路线来先后顺序来押送现金到不同银行，沿途银行网点服从押运公司安排的时间节点，颇有些主客颠倒。银行职员要么早上特早来接收押运公司运送现金，要么特晚上晚才等到押运公司接收现金。最后，银行出于押运成本考虑，更倾向于调拨大额纸币，零币、硬币等小面额纸币的调拨则较少。受制于押运费用，银行现金押运的需求没能充分考结合客户的兑换需求，不得不说也是社会化押运的“一宗罪”。

新时期现金去留的构想

一、“大额现金”押运+“小额现金”过夜

　　传统模式下，银行网点现金在网点结束营业后被押运到商业库也就引申出了现金押运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解决现金押运问题还得从现金能否“过夜”的角度加以探讨。

　　现金过夜对银行来说存在成本与收益的考虑意义。银行确实不适宜把大量现金存放于网点过夜，大额现金存放央行或用于同业存款意味着利息收益，属于增值资产。而无论现金量大小，一概押运至商业库也并非最佳选项，特别是在当前押运费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那么，合适额度现金若能在银行网点过夜则能起到降本增效作用。未来实践中，也必须回答好多少额度现金算合适以及哪些网点的现金能过夜这两个问题。

　　国有银行、股份银行、城商行及信用社等小型网点众多，一般不会发生较大幅度库存现金浮动，维持网点日常交易的现金量不会达到千万亿万级别，通常仅在百万区间。小额、有限量的现金按管理要求也需来回押运于商业库与网点，无疑徒增银行运营成本。银行小型网点的小额或者说有限量的现金若能留存在网点过夜，仅押运少数网点存留的大额现金回商业库则可大大降低押运频次、节省押运费用开支。当然，每家银行自身情况有所不同，每家银行适合过夜的合适量现金都需要精准计算并和主管部门沟通确认。

　　银行网点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现金过夜留存设施设备准备，适合现金过夜的网点对存放现金的方式必有突破。要求每个网点建立商业库安全级别现金过夜存储点可行性不高，财力、人力、物力条件不允许。网点里能够商业库级别的存储点必须在经济成本上可控、物理空间上灵活、安全防护上稳固，未来能实现的方向应从设备的角度入手。网点的过夜现金不会太多，在百万数量级以内。能容纳百万现金的设备只有大额存取款一体机能做到，国内已有金融自助设备企业的大额存取款一体机的容量能达到满额156万。在安全防护方面，大额存取款机的钞箱也足以匹配商业库安全要求。当然，大额存取款一体机的设计初衷并非要充当 “迷你型商业库”，但为了银行成本效益确实也可以当仁不让。

　　现金过夜只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能切实可靠守护过夜现金的大额存取款机之外，还需要在网点现金管理体制上创新和尝试突破，小额现金过夜需要明确银行监模式及责任人。国内已有一些银行开启现金过夜的探索之路。未来“大额现金押运+小额现金过夜”应用模式符合银行升级新思路，有望成为银行网点现金管理的新常态。

二、第三方支付+小额现金流通

　　第三方支付自1999年萌芽至今，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已对现金交易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大有替代现金交易的趋势。第三方支付经历了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探索期，1999年首家第三方支付平台首信易支付成立，银联与支付宝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成立，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该阶段实现从支付网关模式向增值空间更大的账户模式转变；启动期（2005-2011），随着电商行业发展，第三方支付异军突起，特别是在2008年到2010年交易额实现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100%；高速发展期（2011-2016），2011年央行发行首批支付牌照，2014年微信支付从打车软件和春节抢红包切入，至此微信和支付宝两大主流第三方支付渠道变革传统现金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逐渐日常化。

　　第三方支付在一线城市各大应用场所覆盖率较高，从交通违章缴费到税务费用缴纳等行政收款，从水电费缴纳到大小卖场、餐馆等衣食住行日常支出，基本上都开设有微信和支付宝支付渠道，现金支付少之又少。在二三线城市，第三方支付则集中卖场和餐馆两大场所，应用范围稍有局限，整体以现金支付为主。

　　第三方支付主要通过手机实现，而手机作为现代人社交及获取各类资讯所离不开的主要工具，开创了“手机在手，万事无忧”局面。手机智能化及第三方支付为现代人大量“减负”，不带现金照样可以购物消费，还省去掏钱找钱数钱各种麻烦事。可以说，第三方支付仅靠便利二字已完胜现金支付方式。

　　随着信息化技术及无现金便利越发凸显，第三方支付全面拿下一线城市不外乎三两年，对二三线城市攻城略地即使“慢半拍”也不会多于十年。届时，现金流通将呈现“少和小”两大特点，即在少数情况少数地区存在个别小额现金交易。

三、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现金货币？

　　尽管目前市面上存在诸多基于密码学基础上的数字货币，诸如最为流行的比特币，但整体而言其概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还未有大范围央行真正推出数字货币。随着银行体系受到比特币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两大特点冲击，各国也不得不开始着手对数字货币研究与发行尝试。英格兰银行与伦敦大学2016年合作试行开发央行控制的数字货币RSCoin，发布其代码并进行测试；2017年2月，中国央行推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已测试成功，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在该平台试运行，春节后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将正式挂牌。

　　数字货币法定化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原因有二：一是有利于国家把控宏观经济与及时调整经济政策，二是有效打击金钱犯罪。央行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由于当前现金流通占据主体，相关经济指标往往需要几个月收集、观察才得以反映，不利于捕捉短期实时经济动态变化。若采用数字货币后，经济交易与变动趋势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系统在分秒间得以反映，大大利于货币政策及时动态微调。数字货币基于密码学，每单位货币都有特定数字式“身份证编号”，绝非轻易破解，因此很好杜绝了现金中常见的假币问题。数字货币在流通环节至始至终都会被记录，可追踪到关联人、关联用途，对贪污、洗钱、黑社会及恐怖活动等涉及资金起到隔断资金作用。

　　数字货币取代现金货币将是漫长过程，需要解决一系列金融体系、法律法规、支持技术等问题。要成为法定货币，全国人大需在法律层面对数字货币身份、发行方、管理方、监管方及监管细则等加以明确；金融体系中“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商业银行运营”的二元体系将继续沿用，二者皆需对新旧货币在交易、清算等方面创新应对机制；数字货币采用涉及到密码学、区块链、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远未到完全支持数字货币主流化和规模化水平，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来任重道远。

　　总体而言，数字货币取代现金货币会呈现“城市包围农村，东部沿向西部”趋势，最终才有可能全国范围数字货币流通。